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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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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延岚  发布时间:2017-11-21 09:20:33 打印 字号: | |

一、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我国刑诉法修改以后新增的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近五年以来,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笔者认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较为科学的定义应该如下: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指对那些违反刑法且具有暴力倾向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进行非自愿治疗。从这个概念可以得出,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适用对象的特定性

该制度只适用于违反刑法且具有暴力倾向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即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点,才能对其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1、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了犯罪程度;2、经法定程序鉴定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3、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

可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对象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适用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第二、适用方式的强制性

因为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不强制对其进行医疗不足以消除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性,所以不管该部分精神病患者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是否同意,只要其属于刑事强制医疗的法定适用对象,司法机关都要对其强制进行医疗。

第三、适用目的的社会防卫性

虽然精神病患者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由于存在着法定的阻却事由,不予刑事处罚;但是其仍存在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加以治疗。可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医疗制度并不是为了对该部分精神病患者进行刑事处罚,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该部分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和改善,是一种社会防卫,体现的是对精神病患者人权的保护。

刑事强制医疗是为了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对潜在的社会危险性加以防范排除的一种保安处分。一旦精神病患者康复必须允许其返回社会,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

第四、非刑事强制措施性

刑事强制医疗和刑事强制措施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刑事强制医疗是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适用的,而刑事强制措施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对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的。其次,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的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往往会继续进行刑事诉讼,而被确定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则意味着诉讼程序的结束。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价值分析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是推进依法治国无法回避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体来说,该制度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我国精神病患者群体的不断庞大,精神病患者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阻碍社会法治进程与和谐的重要问题。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合法有效适用,可以更好地使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回归社会,从而减轻家庭、社会、国家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有利于解决程序正当性的缺乏带来的不良后果。我国新刑诉法实施以前,强制医疗的启动、解除均以行政为主导,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政绩和形象,强制医疗成了他们维护“稳定”的工具,由于缺乏具体的制度性规范、缺乏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公正审理的正当程序,导致不少人如任国朝、徐林东等“被精神病”,引发了新的社会隐患,同时,违背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我国新刑诉法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规定实现了强制医疗措施的程序正当性,体现了我国法制进步的时代音符。

三、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属于初次立法,缺乏相关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比,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第一、适用主体范围狭窄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适用我国强制医疗的主体只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这就导致了那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无法适用,从而不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治疗。在现实实践中,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在被羁押的过程中间歇性发病,导致很难监管,也对其他人员的安全造成一定威胁。若放任不管,在刑满释放之后,会具有一定的潜在社会危险性。

另外,犯罪时精神正常,但在审判期间甚至在服刑期间患上了精神病且具备极大人身危险性而其家属又不送医者,并不适用该程序,而这些人对他人乃至社会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威胁。

第二、适用程序规定模糊

1、就司法鉴定的程序与标准方面而言,实施犯罪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其精神状态鉴定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必经的前置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由公安机关聘请专门鉴定机构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精神状态鉴定,如此一来,权力全权掌握到了公安机关的手中,容易造成公安机关“一言堂”的局面,对当事人极为不公和不利。且在对当事人精神状况的鉴定方面,缺乏统一的司法鉴定标准,对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不一,鉴定机构的资质取得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准确适用。

另外,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行为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须经法定的鉴定程序得出,但该法第146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样就会出现不止一份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如果意见不同,则如何处理?

2、就审理程序而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参与主体和审理期限的相关规定,对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未予明确,只规定可参照普通程序的相关规定。更多的问题是:被申请人是否需要出庭?庭审是否公开?鉴定人是否需要出庭等等。

在审理过程中,“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如何确定? 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如何解决判断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专业问题?另外,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似乎意味着可以采用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来评判是否需要适用刑事强制医疗,这容易导致强制医疗程序的滥用。因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根据行为人在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中对人身危险性的考量需要关注行为人当下以及将来的精神状态。

3、就解除程序而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医疗机构对被刑事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定期”诊断评估,但具体如何“定期”再无相关明确规定。另外,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医疗机构和被决定刑事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可以作为申请解除者参加解除程序,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否应当参与、以什么角色参与解除程序?法院是以开庭的方式还是以阅卷的方式处理刑事强制医疗的解除问题?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中“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与“不需要继续刑事强制医疗”应该是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则刑事强制医疗的解除是否还需要实施刑事强制医疗条件中的“发生精神病”这一要件已经不存在?这些问题都有待明确。

第三、过度弱化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参与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审理程序和评估程序的设置,基本排除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参与,只规定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刑事强制医疗决定结果不服,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样一来,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给部分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本来应当受到刑罚制裁,却通过各种关系、手段证明自己是“精神病人”,使其所应受的刑罚通过刑事强制医疗来取代。之后,再通过关系进行一段时间形式上的保护性“强制医疗”后,申请评估解除刑事强制医疗。

第四、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内容和实施期限规定不明确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没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起来无据可依。例如,公安机关在法院作出刑事强制医疗决定之前,将经鉴定是、但法律上还不是精神病的人能否送入精神病院、安康医院进行临时保护性约束?如果送入后,医院能否将其与精神病患者混住,甚至给其服用精神药物、电击治疗等?

另外,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也缺乏相应的司法监管。

第五、做出刑事强制医疗决定的法院审级太低

我国现行法律确定的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级为基层法院。但是强制医疗的对象一般都是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其中不乏杀人等可能被判处无期死刑的严重犯罪,并且强制医疗也是一种变相的限制人身自由制度,在强制医疗机构治疗多长时间就被剥夺多长时间的人身自由,很多精神病患者终身都无法治愈,这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无异于无期徒刑。如此还把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级笼统的定为基层人民法院,显然不能够有效的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权益。

四、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建议

鉴于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上述缺陷,笔者结合自身近年来所承办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司法实践,并借鉴和吸取法学同仁的研究成果,积极探索,提出以下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尽一份绵薄之力。

 第一、扩大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以及改变单一的执行方式

由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适用刑事强制医疗,却未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和犯罪时正常而在审判或服刑期间患精神疾病且具有严重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纳入调整之列。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精神病患者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的严重威胁,应当将以上两部分精神病患者也纳入到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调整范围之内;况且,制度的价值在于其前瞻性而非后顾性。

同时,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建议采取刑事处罚与强制医疗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在惩罚其刑事犯罪的同时,也起到了对其进行社会防卫的效果。

第二、进一步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司法规定具体化,提高其可操作性

1、在是否公开审理方面,原则上应明确对此类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出于对涉案精神病患者及其近亲属隐私的保护,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进行不公开审理,但被申请人请求公开审理,并经法院审查同意的除外。

2、在执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过程中,建议借鉴其他国家运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精神病患者受到康复评估诊断的周期时间为6个月。

3、在刑事强制医疗案件的级别管辖方面,建议根据当事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来确定案件的审级,而不再规定将刑事强制医疗案件一律由基层法院审理。

4、在对涉案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方面,首先应对鉴定机构资质的取得设定严格的标准,要严控鉴定机构资质的取得条件,以确保其具有相当水平的职业能力。其次还要对涉案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况鉴定采取统一的评定标准,达到严格鉴定统一标准,使鉴定有据可依。最后,我国法律应将可以提起涉案精神病患者精神状况鉴定程序的主体扩大到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以加大对涉案精神病患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第三、完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各方面规定

从实体法角度讲,首先要明确规定采取措施的条件,其次要具体规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各种措施的不同期限,最后要规定措施的解除条件,并与刑事强制措施严格区分开来。

从程序法角度讲,具体有几下几点:一是严格审查批准,需要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应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涉案精神病患者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二是明确实施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方法和场所;三是给予涉案精神病患者的法定代理人及近亲属申请解除措施的权利;四是明确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后,要由一定的监管机关予以严格监管。

第四、丰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救济手段

有程序,就应当有严格的救济,否则,程序正义只是一纸空谈。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但如此笼统的规定,对申请复议的有效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以丰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救济手段:

1、扩大复议程序的审查范围。在诉讼中,法律应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权利,除了复议外允许其对无罪判决提出异议,还应对案件中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完善复议方式的相关规定。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上级法院如何复议,是书面审查还是当面听取申请人意见,二审“书面化”的历史有可能重演。此种复议的方式并不能限制司法机关的主观预断,进而影响公正处理。

因此,笔者建议无论复议过程是否是书面审理,诉讼参与人都要尽量参与到审查当中,这样不仅便于法院查明事实,也便于诉讼参与人在认为法院审理人员的结论或意见与事实有出入时及时提出并加以说明。这种略带抗辩式的复议能够吸收“言词原则”和“集中审理”的特点,这样复议才能更好地达到目的,而并非“走形式”。

3、赋予被刑事强制医疗一方当事人更多的救济权利。总的原则是,让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这一特殊程序中的被刑事强制医疗一方当事人和其他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一样拥有丰富的救济权利。比如,赋予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针对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的依据的鉴定意见,进行申请重新鉴定或者提出质疑的权利;赋予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向司法机关在特定的期间间隔中提出检查精神病人是否康复,可以出院的申请权;赋予精神病患者的委托律师申请解除或者终止强制医疗程序的权利等等。

第五、强化司法监督

1、明确司法监督的主体。司法监督的落实是加强和完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正是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中监督、制约的关键。

2、明确司法监督的内容。对刑事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应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的执行活动以及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批准活动的监督。

具体来说,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对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生活待遇的监督;二是对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治疗状况的监督;三是对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保障的监督;四是强制医疗机构定期对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患者进行诊断评估,并对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及时提出解除申请的监督;五是对人民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批准程序和批准决定是否合法的监督。

3、强化司法监督力度的其他措施。只有逐步细化检察机关权力运作环节,才能将其检察监督职能落到实处,进而保障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公正、顺利地运行。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例如赋予检察机关对不合理的强制医疗程序纠错的权利,以及对于精神病患者犯罪案件审查中有疏漏的部分进行补充侦查的权利;赋予检察机关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措施执行情况的权利等。

4、完善审判监督机制。可以比照普通的刑事案件允许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对生效的强制医疗决定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并且检察院也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

总之,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虽然是为了保护社会秩序安定的社会防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严重精神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健康利益的保护。只有共同努力完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加快推进刑事强制医疗的司法进程,才能构建出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责任编辑:郭雅欣